記者丨閆桂花

北京時間10月10日，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由于在銀行與金融危機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芝加哥大學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 迪布維格 （Philip H. Dybvig）折桂。

伯南克以研究大蕭條聞名，而后兩位則是現代銀行理論的奠基人。在全球央行加息、衰退預期強烈和金融動蕩加劇的當下，這一獎項的頒發難免讓人感覺帶有強烈的現實關照意義。

不過，復旦大學教授王永欽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不能算作三位學者獲獎的主要原因，畢竟，若主要考慮現實意義，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頒發給他們這一獎項要比現在更加適合。確切地說，是三位所作出的開創性研究本身，讓他們贏得了這一桂冠。

他說，他們的理論對于理解金融危機的機理和防范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當下全球央行和決策層來說，有兩大啟示尤其值得關注：第一，幾乎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是短期債的流動性危機；第二，“金融加速器”效應會加速經濟的順周期。所以當經濟下行時，一定要想辦法讓經濟走出低谷。

王永欽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耶魯大學博士后。在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前，他就預測今年的諾獎大概率會授予金融經濟學領域，特別是研究流動性和金融危機方面的經濟學家。而這也正是他的研究專長所在。

以下是采訪實錄，經過編輯整理。

界面新聞：您準確地預測到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情況，諾獎揭曉后是什么感想？

王永欽：非常高興。因為諾獎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頒給這一領域的學者。銀行制度、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這都關乎基礎的構建?，F在有個領域在業界很時髦，叫“金融管道”（financial plumbing），就是關注最底層的金融基礎設施。我想如果早些關注這些問題，可能也不會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了。雖然學術界在1983年就撰寫了相關文章，但真正抵達政策界還是有相當長的距離。今年他們三位終于獲諾獎了，我是非常高興的。

界面新聞：請您介紹下今年三位諾獎得主的主要貢獻？

王永欽：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主要貢獻在于奠定了銀行理論和銀行危機理論的基礎。銀行是化解社會流動性風險的一種方法。什么是流動性風險？簡單說就是，每個人在一生的某個時刻都可能面臨不時之需，譬如要去讀書、結婚，或者遭遇變故；企業也是，可能突然需要一筆投資。因此，每個個體或者企業，都可能面臨流動性風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時有流動性要求，所以可以采取社會保險的制度來安排，就像互助組一樣，將社會的資源匯集在一起。銀行的存在就是創造流動性（短期債），在資產端則轉化為長期的實體經濟投資項目，銀行這樣將長期的缺乏流動性的項目轉變成了流動性，一方面創造了流動性，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盡管這種銀行制度早在中世紀就已經出現在意大利，但戴蒙德在1983年和迪布維格合作的文章中，第一次說明了銀行的經濟學實質是什么，也是第一次讓我們真正明白了銀行背后的哲學（理論）含義。這是其一。

其二，銀行在資產端可以去放貸、投資，而投資的一般都是長期項目。一方面，對儲戶來說，“保險”是有流動性的，而且還可以從中獲得一筆收益；另一方面，銀行將錢投資給企業，可以做大蛋糕。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的制度安排，皆大歡喜。所以，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就要有銀行體系。如果看中國的信貸歷史（如楊聯陞先生的書）就會發現，跟西方近現代社會相比，中國同時期經常處于缺錢、即流動性缺乏的狀態，現代的大規模的分工經濟很難得以發展。當時中國發展相對落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沒能創造出一個現代金融體系。

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這篇論文也證明了，銀行創造流動性（短期債）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其內在的脆弱性。銀行本質上是一種流動性的社會保險安排，而保險制度最怕的就是同時出現問題。一般來說，不會所有人同時面臨流動性問題，但當恐慌情緒出現，由于短期債問題，銀行就會出現擠兌，問題就會出現。

這一內在脆弱性就體現在期限錯配上。銀行負債端是短期債，但資產端是長期貸款。無論是1929年的危機，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實際上都是短期債危機，跟戴蒙德的模型一致，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1929年是傳統銀行擠兌，而2009年出現問題的則是影子銀行，但本質上都是短期債危機。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這篇文章就告訴大家，金融危機都是關于短期債相關的流動性危機。

為此，第一，銀行必須受到監管；第二，要有存款保險的安排。美國在1934年金融危機后成立了存款保險公司以防擠兌。 以后70多年在美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直到2008年。2008年出現問題的影子銀行是當時美聯儲不夠了解的，但影子銀行本質上也是銀行，因此他們的理論也是適用的。

縱觀過去一兩百年，監管者一直在盯著各種新形式的“銀行”，跟金融創新“賽跑”。包括最近幾年國內的資管新規，其實也是為了解決期限錯配等問題，這跟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理論也是吻合的。

伯南克則是從企業角度入手。他認為，企業借貸是順周期的，經濟好的時候，企業利潤就高；利潤高，銀行就更愿意放貸，因為企業有更多的擔保品。反之，在企業最需要錢的時候，銀行卻不愿意貸款，由此就會導致經濟波動。

評價伯南克的貢獻，需要放在經濟學的發展上來看。在伯南克之前，大家認為經濟周期是由技術變化導致的，比如鐵路、互聯網的出現等。然而這個理論跟現實并不很吻合。伯南克本身就是研究經濟史的，他認為，1929年大蕭條并不是因為技術原因導致的。在1980年代初對大蕭條的實證研究中他發現，銀行信貸萎縮在加劇經濟衰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也是。他是較早從金融角度來解釋經濟波動的學者。跟戴蒙德和迪布維格不同，他是從企業和經濟周期角度來看宏觀經濟。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將這兩個理論放在一起非常合適。這兩個理論的結合也產生了一個新的領域，宏觀金融（macro finance），即從金融角度理解宏觀經濟的波動、周期等。

界面新聞：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這三位學者，有沒有為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考量？

王永欽：我認為不完全是，至少不應該以這個考量為主。因為按理說，跟他們的理論最吻合的階段應該是2008年，但當時的諾獎并沒有頒發給他們。所以，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本身非常經典，已經寫入教科書。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后，大家越來越覺得，他們的理論非常重要、非?，F實。因為現在談到金融危機，表現形式就是流動性危機、短期債危機，均來自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D-D模型；而要談到順周期，就不能不提伯南克。所以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這三個人。

界面新聞：談到2008年金融危機就繞不開雷曼破產；而如今很多人在擔心瑞士信貸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雷曼，您怎么看？

王永欽：我感覺不會。因為雷曼破產當時是由各種原因導致的，包括伯南克在前幾年的回憶錄里也非常含蓄地提到，美國政治非常復雜，國會拒絕拯救雷曼；而在業界，雷曼時任CEO人緣也不好。

除政治因素外，當時沒有救雷曼的另一個原因是低估了雷曼的影響。當時政策界對影子銀行的理解也不是很深，沒有意識到雷曼其實是跟很多企業通過資產負債表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抵押品渠道。比如雷曼如果要跟別人借錢的話，就需要提供債券等抵押品，但當雷曼倒閉時，對方就只能拋售這些債券，拋售就會帶來資產暴跌，持有這些債券的其他機構也會受到無辜牽連。而當時美聯儲沒有完全理解這種抵押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未來這個領域很可能也會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認為，瑞信不會成為下一個雷曼，因為我們現在對金融市場的理解要比2008年時強得多。而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再遇到雷曼這種場景，大家都會吸取教訓，特別是歐洲人非常保守，不可能對此坐視不管。另外，有人曾經計算過，瑞信的情形也沒有雷曼當年那么糟糕。

界面新聞：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新晉得主的理論對當下全球金融監管機構有何啟示？

王永欽：其實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要注意兩個方面：第一，幾乎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是短期債危機，2008年也好，1920年代的危機也好，毫無例外。所以短期內會引起流動性危機的，包括影子銀行和各種“寶”，都應該成為金融監管者密切關注的方向。

第二，伯南克告訴我們，“金融加速器”效應會加速經濟的順周期。所以當經濟下行時，一定要想辦法讓經濟走出低谷。

這兩方面合在一起的含義就是，要加強逆周期管理，即經濟不好時，要盡快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盡可能對企業寬松，提升信心。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